一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文章最近引起了人们的探讨，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卫计委毛群安对此更是做出了表态，但是助孕引发的争议并不是如此简单，不管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对对此看法众说纷纭，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对此也有各种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公众对助孕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实际上，助孕引发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公众的视野中。只是“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敏感。再加上近几年来，屡屡听到关于地下助孕窝点被捣毁的新闻，使得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在国外，助孕引发的法律纠纷也屡见报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禁止实施助孕的政策。
网络上关于助孕的争论主要涉及助孕孩子的归属权和相关法律纠纷、母亲的身份界定、对女性子宫的商业征用，不同阶层女性之间的剥削、黑市助孕的风险几方面。讨论较多关注现实和法律层面，助孕所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有待更深入的学术思考。其中，有两个维度不可或缺，其一是身体伦理学，另一个是女性主义研究。从根本上讲，助孕是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一方面它引发的问题属于现代科技尤其是生物医学科技发展与应用带来的问题，造成了对传统身心关系的哲学与社会学反思，甚至有学者因此而主张建立一种身体伦理学，以解决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另一方面，因其与女性身体权利密切相关，和其他与身体有关的医学技术一样，成为国外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最为关心的问题。
助孕是对助孕者身体体验与心理情感的征用阿
在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影响下，身体一度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遭遇漠视。虽然自尼采起，西方哲学家开始在批判意识哲学的同时，将身体提到与心灵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身心二元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也正因如此，科技对于身体的介入、铭刻与控制，并没有在哲学上引起真正反思。伴随着现代性危机的日益显见，辅助生殖技术、遗传工程、基因改造等生物科技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伦理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权力角度来分析生命政治。
在这些学者看来，18世纪以来，人口与公共卫生是国家经由身体，控制个体的重要途径;身体不断在解剖学的层面上被充分视觉化、精密化。21世纪以来，身体进一步在分子层面被认识、控制与改造，生物资本主义和生命政治开始延伸到主体性和公民身份之中，身与心的界限完全消弭。
身体也前所未有地被技术化，不断地处于改变和流动之中。助孕，与其他生物医学科技一样，改变了人类对身体的认知，使得身体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它改变了人类正常的生育过程，使得传统的母亲角色及母性气质的定义被改变，母婴权利关系、个体的自我认知、家庭亲属关系结构，乃至国家的人口管理与监控均会受到影响。以“身体”感受为中心，注重身体知觉、体验和文化差异的身体伦理学，可以超越建立在身心二元论以及理性与情感二分的生命伦理学范畴，让我们认识到助孕不只是对助孕者子宫的物质征用，更是对其身体体验与心理情感的征用;与此同时，也要尊重助孕关系中伦理主体的差异性和伦理关系的情境性。从最根本意义上看，如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麦茜特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身体一旦与生活世界的意义隔离，成为可以任意拆卸、肢解、装扮的纯粹客体，现代科技就会披着客观性的外衣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参与对身体的重塑与改造，也会缺乏现实的伦理约束。
助孕是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职能的物化和贬低
女性主义对科技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与身体有关的医疗实践上。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也坚持身心二元论，将身体表征视为自我的偶然特性，而潜在的理性心智却是其核心。直到约瑟芬·巴特勒掀起反对传染病法案的运动，身体在19世纪英国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开始获得关注。该法案允许妇女接受强制性的性病检查，这种检查运动被视为是对女性权利的粗暴侵害，她们的身体被医疗挪用。这构成后来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包括反对强奸、性暴力、生育控制、流产的运动，乃至女性主义健康运动，身体进一步被视为种族和阶级差异的标志物。女性主义的口号——“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充分显示出女性对于身体权利的捍卫。
也为此，众多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深入描述和揭示了科技、资本、消费文化等结合并参与身体改造的过程。类似于助孕的辅助生殖技术，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些女性主义学者乐观地支持这类辅助生殖技术，认为这类技术有利于帮助女性实现做母亲的梦想，甚至帮助一部分女性摆脱生育所带来的痛苦。同时，出租子宫，也被认为是女性自身的权利，不容干涉。但是，更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类技术采取谨慎和批判的态度，认为技术的发展只会让女性的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父权、资本的控制，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职能将被进一步物化。最终的结果，将使得原先就不被重视的女性的生育优势及其价值，因为不断被物化和工具化，而被进一步贬低;使得社会性别关系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女性想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将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不仅如此，从人性尊严角度来看，助孕母亲的子宫成为可以消费的商品，助孕婴儿也成为可售卖的商品，人与物的界限更加模糊，助孕母亲和婴儿的人性尊严受到挑战。在传统性别文化和家庭伦理中，被认可和看重的十月怀胎的辛苦、母亲与胎儿之间的情感共生、血脉相连的关系，完全让位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因。基因决定了母亲的合法身份，使得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女性身为母亲，不再是值得珍视的角色身份，而是沦为消费时代的商品符号。最后，从权力关系角度看，有关助孕的数据统计表明，提供助孕服务的总体还是下层贫穷女性，助孕将使得这些女性沦为中产阶级女性利用科技获得母亲角色或摆脱生育负担的工具，进而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冲突和不稳定。并且，还有一些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寻找第三世界的女性为其提供助孕服务，这类助孕活动还涉及复杂的殖民和种族政治，更值得关注。
未来，随着生物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身体乃至生命在基因层面将被进一步分解、准确编辑与管控，母亲身份的确认将变成更加复杂的问题，包括助孕在内的生殖技术将会引发更多的伦理与社会难题。今天，我们坚持锻炼、健康饮食、减肥，越来越多的人节食甚至整容，通过身体的管理与规训，将自己纳入到整个社会权力系统之中得到认同。未来，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将进一步成为自我存在、身份认同，以及伦理和性别政治的重要场域。在生物医学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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